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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石定栩教授专访: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

归档日期:06-13       文本归类:语言学理论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石定栩教授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1986年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得南加州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1992年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取得语言学博士学位。石教授目前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曾任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系主任、香港语言学学会会长。石教授从事汉语语言学研究,其研究领域涵括句法-语义、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对外汉语教学,同时致力于全面、系统地向国内引介西方语言学理论,对形式语言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代表作有《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历史进程及最新理论》(2002)、《港式中文两面睇》(2006)、《名词和名词性成分》(2011)等。石教授近年由语料库入手研究汉语语法,将大规模语料运用于汉语近义词分析。

  1、石老师您好!您在进行汉语语言学研究的过程中,一直非常注重理论的本土化,这也体现在您介绍生成语法的著作里。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您在《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历史进程与最新理论》这本书中强调要“用人话来转述鬼话”。能分享一下您在理论本土化事业方面的心得体会吗?

  “本土化”包含了三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要用人话转述鬼话。社科院语言所现任所长刘丹青当年在城大读博,讨论问题时说到了人话与鬼话的区别,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想,要“用人话转述鬼话”,把事情说得大家都能听明白,并且在同一个层次上讨论,这样才能够实现交流。

  我刚从国外回到香港的时候,国内已翻译出版了形式语言学和其他语言学理论的文章。而我的感觉是,这些翻译的东西看不懂,还不如看原文。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语言问题,也就是译文有错;二是叙述问题,也就是翻译者照搬外语的叙述方式。1994年到1998年期间我悟出一个道理:不能翻译,得重写,得用国内做汉语语言学的人听得懂的语言把事情说清楚。 关于第二个问题,以形式语言学的角度讨论语言问题时,会涉及很多理论内部的假设和共识,如果不知道这些假设和共识,便不知道讨论的是什么。而国内的人往往并不明白这套理论的来龙去脉,不了解这些假设和共识。所以我们用形式的理论来解释汉语现象的时候,就必须把当中的“道道儿”说清楚。也就是说,不能将国外语言研究者的共识当成国内语言学界的共识,而应把当中跳过去的内容补出来。

  关于《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历史进程与最新理论》这本书,我是想尽我的能力,用国内同行能够看明白的话把抽象的问题说清楚。假如研究者不了解形式句法的理论发展,看有关MP(最简方案)的内容,就会不知所云;假如研究者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去修改理论,那么对于有些现象,原有的理论可以解释,修改后的理论却又无法解释了。所以我的想法是要从头说起,让读者看完后知道MP是从哪儿来的,又是如何一路发展过来的。

  “本土化”第二个方面指的是以汉语特点出发,为研究提供新思路,从而使理论更加完善。这看起来并不是个问题,五六十年代已有人开始以汉语探讨语言学理论。但存在这样一个常见的现象:英语里有了一个hot topic(热门话题),研究者便寻找汉语里类似的现象,从而证明某个理论是对的或错的。这个做法本身无可非议,因为它能夠证明语言共性,为语言学发展做出贡献。然而这里有一个陷阱:研究者可能只看见那些hot topics,而忽略了汉语本身的特点。换句话说,汉语成了只能为已知理论框架提供材料的语种,它本身无法促进理论的发展。

  “本土化”的第三个方面是关于理论的本土化。理论本土化有一种情况是,引进的理论在本土发展后与其原型脱节。从八十年代开始,国内先后引进不少理论,红极一时的有八九十年代引进的模糊语法(Fuzzy Grammar)、配价语法(Valency Grammar),后来比较红的先是功能语法,然后是认知语法。它们的好处是容易上手,进入中国后很容易发展起来。不过,引进理论时,术语译自外语,而汉语的特点是容易望文生义,所以很多概念后来都走样了。这也很正常,不是坏事,但本土化如果朝这个方向走太远,就无法和原来的理论对话,成了随心所欲解释原来的概念,变出新的理论。这样的新理论不能说是错的,但这种“本土化”脱离了原来的框架,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

  理论本土化的另一种情况是,在国外理论的思维方式、论证方式指导下,寻找汉语材料,用大家信服的方法去解决汉语问题。现代语言学由国外学者慢慢发展起来,提高到科学的高度,理应能应用于汉语研究。但要想说一个理论好,得拿出研究成果,比如用形式句法的思维方式解决汉语的实际问题,而解决的方法是大家能够接受的。

  2、您提到了汉语对于理论语言学研究的价值,也谈到了运用形式语言学的思维方式解释汉语现象,能否具体谈谈形式的思维、论证方式如何为汉语研究提供思路?

  具体说来,我写文章时尽量避免写得太“formal”(形式),避免“从理论到理论”。Formal syntax paper(形式句法的论文)的常规做法是,先提出一个论断,然后证明它是对的。我把这个做法变一下:先说有一个事实,再说这个事实的generalization(总结)是什么,然后说我要怎么去解释这个generalization,解释完以后再用正反两方面的语料证明这个解释是对的。而这个解释背后的思维其实正是形式句法的思维。

  其中(8)不能说。传统语法只讨论能说的(句子),不讨论不能说的(非句子),而形式句法的一大进步就是关注不能说的语料。“了2”的功能过去我们总说不清楚,而第(8)句不能说的句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突破口,从这儿钻进去,就能找到一个大家都同意的解释。【小编按:具体分析请参见石定栩、胡建华(2006)】

  再以汉语副词为例。汉语的“常常/往往”是一对近义词,如(9)和(10),过去只是从意义上区分,但其实它们还存在分布上的差别。如果从形式语言学理论出发,就能找到一个方向:“往往”的结构位置比较高,在IP层以上,但“常常”结构位置比较低,是VP附接语。于是(11)能说,而(12)不能说。至于要怎么进一步解释,是理论上的问题,但至少到这一步,这套理论方法为研究提供了一个sharp weapon(锐利的武器)。【小编按:关于“常常/往往”,请参见石定栩、孙嘉铭 (2016)】

  我们要使形式语言学理论本土化,其实就是要在形式框架的思维、论证方式指导下,从汉语中找材料。比如我和邓思颖老师这些年都在做汉语的Sentence Final Particles(句末助词/语气词),它是认识人类语言的突破口,与CP层理论研究有很大关联;又比如蔡维天老师在做Spec VP(VP指定语)的研究,我们都是在用形式的理论解释汉语现象。

  3、您在香港从事语言学研究多年,能否谈谈您对香港语言学发展的想法,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香港是做汉语语言学最好的地方。它背靠大陆,面向世界。新的理论容易进来,国内又容易找到很多汉语事实。而在国外,始终是看别人的东西,当中找和汉语相关的内容会比较困难。

  香港也是做field work(田野调查)的好地方。除了形式句法,我也做香港书面汉语的研究。由于特殊的语言环境和地理、政治因素,港式中文与标准汉语不同,受粤语、英语影响很大。比如内地人看香港报纸,即使是头版头条也不容易看明白。又比如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交流有时是鸡同鸭讲——双方都认为自己说的是中文,对方能够听明白,但是双方对同一句话的理解不一样,于是造成了一些误会。做Variation in Chinese(汉语变体的研究)并不需要很深奥的语言学知识,但非常有趣。它对香港本地的语言教学,对政府、香港人之间的沟通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文学界有句话:最本土的是最国际的。莫言的作品“土”,高行健的作品外国人看了觉得新鲜,这些是他们能够在国际上获奖的关键。做语言学研究也一样,如果只是在别人已经做出来的东西之上重复,只是看已有研究成果在汉语中如何体现出来,那么永远只是one of the schools、one of the sayings(学派、学说之一)。我是做形式句法的,希望促进形式句法的发展。在以前讨论过的现象之外,看看能不能找出大家没有注意到的现象。这么做不是刻意追求标新立异,而是说要依靠汉语普通话、粤语的语料,做出更可靠的generalization,从而为语言学理论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我想,我们在香港做语言学,既不要走国外的老路,也不要走国内的老路,应是博取众家之长,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我们来到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彼时石教授即将离港前往内地,继续他所热爱的语言学研究工作。采访中,石教授谈到了早些时候对西方形式语言学理论的引介,也谈到了近年的大规模语料库、香港书面汉语研究。我们留意到,石教授对汉语语料的关切,以汉语贡献理论语言学的理念,贯穿了他的每一个研究主题。

  石定栩。2002。《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历史进程及最新理论》。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石定栩、胡建华。2006。“了2”的句法语义地位。《语法研究与探索》(十三)。中国语文杂志社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石定栩、孙嘉铭。2016。频率副词与概率副词——从“常常”与“往往”说起。《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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