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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

归档日期:07-29       文本归类:语义场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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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找到一种边缘活动,换句话说,要想恢复理论创新精神,我选择离开哲学的本土——希腊,穿越中国。这是一种迂回战略,是为了重新质疑深植于欧洲理性当中的成见,追溯我们之所未想。

  选择出发,也是选择离开,创造可以进行远景思维的空间。这种迂回与异国情调毫

  不相关,而是有条不紊。我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我们对希腊思想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的缘故,我们与它还是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要想了解它,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观点。

  这种被迫的选择,是因为它同时符合了:a)脱离印欧语系(这就排除了梵文);b)脱

  离历史联系(这就排除了与我们历史联系得很近的阿拉伯、希伯莱世界);c)遇上一种在文本中叙述的思想,这种思想是高阶段的、原始的(排除日本)。剩下的形象,只有一种情况:中国。既然要做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人类学家,就必须与一种明晰的、能与希腊思想媲美的思想打交道。

  人们会想起帕斯卡的“摩西或中国”和莱布尼茨:“……他们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机械制作和手工操作,甚至连游戏都与我们不同,仿佛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即使他们惯常使用的准确而不加修饰的描述也不可能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知识,在我看来,也不可能比那么多哲人执着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仪式和图章更有用。”

  从此,要避开两个暗礁:“同”与“异”。我们认为,一方面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暗

  礁,它是用其所在世界的眼光投射到其他地方,认为那些是显而易见的——“明显的事实”;另一方面,相反地(相反到经常是两者同时出现),是异国主义的暗礁,它在对差异的痴迷中和距离形成的海市蜃楼前屈服。

  不过,虽然我们不能就此推测人们在中国发现的东西比别处更特异,但至少背景不

  同(福柯称之为“异”,与“乌托邦”相反)。换句话说,困难并不在于中国思想相对于欧洲思想的不同,也不在于它们自古以来相互之间的不相干;因此一旦进行剪接(这种剪接从没完成),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成功地将它们从这种互不相干的状态中脱离出来,使它们面对面,让一个能看见另一个,另一个也这样看着它。从这时起,就是从此到彼的这种背景的变化自发地产生思考。这样回过头来思考:a)如果脱离了印欧语系的大家族。人们一下子切断了语言上的亲缘关系,不能再依赖于语义场和追溯词源,割断了思想所习惯所流经的句法因果关系;b)抑或脱离了我们的历史(“西方”世界的历史),又同时割断了哲学的历史,不能再信赖概念或主义的前后关系;——那么思想会发生什么,或什么会发生在思想上呢?

  同时,在中国,我们要接触的是稳定明确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背景的变化会引起思考。因为,与自黑格尔以来的西方哲学历史所认为的相反(尽管梅洛—庞蒂之后的德勒兹颠覆了黑格尔术语,但他也还是这样认为),中国并没有处在前哲学阶段;它创造了抽象思维的里程碑,经历了思想的多元化(从古代起,在竞争的诸侯国而不是城市的背景下)。它不是处在哲学的童年阶段,而是开发了其他心智源泉。

  这种迂回的益处是双重的。首先是发现其他可能的沟通方式,我称之为其他的心智

  ;以及由此探测思想的异乡能一直走到哪儿。例如,思维没有动词“存在”——中国古文只有系词或“有”(当然没有它并非就是空白;它开发了其他连接资源)——那思想勾勒了另外哪种心智呢?假如思想不是在脱离叙述的话语(即辩论话语/神话叙述,中国不清楚muthos/logos的区分,因为它在文明的开端没有经历过神话和史诗的繁荣)之中展开,那它又开发了另外哪种心智呢?

  人们由是明白,中国是行走在西方的存在概念、上帝观念、自由理想等这些伟大的

  哲学元素之外的:它按照它的轨迹思考:过程逻辑、作为机器的世界、调和的理想等。所以中国吸引我们把思想从自己的轨迹中解脱出来(使它发现它之所以为“它”)——也就是说,抹平思想的轨迹。

  这种迂回因此也就包令着一种回归:从这种外在观点出发,问题又回到了那种深藏

  的、不明晰的成见,欧洲理性从这些成见上发展起来,欧洲思想把这些成见当作一种显然的事实传递下来,因为欧洲思想吸收了太多这样的成见,而且,它就是在其之上繁荣起来的。

  目标也因此是回溯思想中没想到的东西,在这种外在观点基础上,从反面研究欧洲

  理性;脱离思想的偶然性(经历另一种思维背景的考验);阐明在“我”理直气壮地说“我思”的时候一直被含混地使用的“我们”这个词的含义(语言与思维层次上的)。

  这就会引导我们回到欧洲理性的特殊历史。因为欧洲理性是在雄心勃勃之中在普遍

  性的视野上酝酿形成的;但是,我们必须衡量这种普遍性的愿望是在哪种特定的、混杂甚至退沌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而并非如它所表现的那样是必需的(特别是,在这种历史过程中,普遍性的地位或模式有了多大的变化:从希腊的逻各斯的普遍性,到罗马的公民身份和帝制的普遍性等等)。

  不过,人们要注意的是,穿越另一种思想不能通向相对主义:千万不要从了解欧洲

  理性的普遍性是在哪种特定历史中形成的通向对这种普遍性的贬低。这两个暗礁都是要越过的:轻易的普遍性和懒惰的相对主义。我谈到欧洲理性的成见,只是想更好地探测它的丰富性,把欧洲思想当作思想的一种令人惊奇(反常?)的经历重新去发掘;而不是为了降低普遍性的愿望或雄心,相反,是为了从曾经激活思想的特异压力之上更严肃地考虑思想的愿望。

  再说这种从中国的迂回至少其出发点不是源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雄心(像不久前的主义)。这种作用是战略上的。它目的在于逐渐进行一系列的移位——小小的移动。“移位”有两层含义:相对于常规而言(即我们那些思维习惯),从这个背景到另一个背景——从欧洲到中国,反之亦然——进行某种移动,移动我们的艺术作品,让思维重新运动;移位,也有拿掉楔子,去发现一直以来思维所依附的东西——但是也就是因为它们,我们不能思想。

  我称这个为从外部解构。因为,从内部(即我们的传统)行动可能会夭折;因为想对

  形而上学拉开距离的,注定会因为这而颠覆“另一方”——有希伯莱—圣经源泉的一方(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有名的“未想之债”)。只有中国才可能成为有别于(希腊—希伯莱的)另一个原始的发源地。

  不能居高临下地“比较”,因为事先就怀疑那些可以一下子把差异整理出来的“普

  遍”范畴;也不能把一张纸分两半,来平行比较——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欧洲,即东方和西方,因为“中国”和“欧洲”不属于同一张纸(这就是我前面所指出的异)。我重又从一个点出发,在这种或那种迂回的办法之下进行不断地尝试:局部地尝试。循序斯进地,一个节接一个节地联结,结成一个网;就是通过这张中、欧之间仿若网状的逐渐分枝的未定系统,我试着重新考问欧洲理性那未明确表达的选择,试着对思维进行“移位”——这是一个“开启”理性和重新勾勒可思区域范围的冒险。

  下面是一些最新的例子(既然,对那些泛滥的归纳表示怀疑,我只能给出一些例子,让大家参观一下我的工作区域):

  ——在话语和意义策略范畴(参见:《迂回与进入》):与城邦中话语的对峙相反,

  与列队战斗的军队对峙相似,这会是涉及迂回的话语,就像中国的情况;同样,用下定义的话语去试图紧握真理,这是一句纯粹的无以表述的话语,它不是试图包围它的目标,而是站在一旁,隔着距离提及,通过问离进入目标(这我称之为隐喻的距离)。

  ——在“美学”范畴(参见:《平淡颂》):指出平淡怎样改变特征,变成正面意义

  :当具体事物变得审慎,不再排除任何可能的时候;当通向愉悦的最长线路在感性范围内展现的时候,“平淡”是那既能是此又能是彼的事物。

  ——在伦理范畴(参见:《缔造伦理》):怎样不以意愿为参照、不以自由为理想来

  “缔造”伦理?同时有好的试验群体(同情)和需求群体(能够通过伦理达到绝对自由的价值绝对)。

  ——在战略范畴《参见:《有效契约》):与西方的塑造模式(和中-小关系)相反,

  中国战略在从条件到结果的关系中强调的是“情势潜能”:不是直接地针对结果,而是让结果间接地但是又是自然地从涉及到的情势中得出;或者,与“行动”相反,行动总是局部的短暂的,而且针对某一主题(行动也是相互摆脱的,因此引人注目);中国战略强调的“变化”总是发展的全面的,因此不会相互摆脱,人们只会观察到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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