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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日期:08-29       文本归类:语义场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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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称谓语是一个敏感、开放的语汇系统。根据其适用范围,可以把它分为姓名称谓语、职务称谓语、通用称谓语、拟亲属称谓语和零称谓语。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更新都会引起社会称谓语语义及其功能的变化。因而研究社会称谓语,就会更加直接地了解到从社会称谓语中所反映出的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和变化进程以及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思想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称谓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现象,它作为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日常生活沟通人际关系的信号和桥梁。它的发展变化既受到语言内部规律的影响,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们心理动机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美国语言学教授萨丕尔说过:“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脱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合,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作为标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的称谓语当然也积淀着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1]一个普通的称谓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人的身份、地位的划分,用到具体的交际活动中,就会产生丰富的社会内涵。

  所谓称谓语,就是用来表示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人际关系,体现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所使用的名称。“称谓”是交际主体在语言交往中处理主体间关系、进行人际定位的一种语言活动。常见的社会称谓语有姓名称谓语、职务称谓语、通用称谓语、拟亲属称谓语和零称谓语。

  姓名是人们利用语言符号区别他人的特定标志,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社会生活等对姓名称谓语都有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从语言学角度来讲,姓名称谓语指的是在称谓语中含有姓氏或名字中某种成分的表现形式,包括姓名本身及其变化形式。常见的语法变化有以下几种:

  就是称呼一个人时,不用完整的姓名,而是只用姓氏或只用名。如对于名字是“张志强”的人,我们既可以叫他“张”,也可以叫他“志强”。但是只叫“张”的称谓方式多见于法律公文或某些报道中,一般为贬义词或中性词,不能用于口语;而双音节的姓氏则可以用于口语,如:“司徒、欧阳、东方”等。“志强”这样的称谓方式则适用于关系比较密切的人或长辈称呼晚辈。恋人或夫妻间则会用“强”这样的方式来称呼对方。

  就是在姓或名前加上一个类似前缀的成分,如“老李、大刘、小静、阿伟”等。一般来说,此处的大“老、大、小、阿”不放在全名之前,也不能放在双音节和多音节的复姓之前或双音节名字之前,而且此类前附加成分只同姓名中的一个音节构成一个双音节成分,这是由汉语词的双音节化特点决定的。如“张志强”,我们可以叫“小张”或“小强”,却不能叫“小张志强”或“小志强”。但是,在两种特殊情况下,“大 、小”也可以放在全名之前,特别是全名只有两个音节的时候。 例如,一个班里有两个学生的名字都是“王宇”,为了将这两个学生加以区分,就会在年龄稍大一些的学生名字前加“大”( 如“大王宇”),在年龄稍小一些的学生名字前加“小”( 如“小王宇” )。另一种情况不是为了区分大小,而是为了强调一方面的情况,如某人的名字是“林琳”,在其工作单位中年龄偏小,于是很多人会称其为“小林琳”,以强调此人的年龄。

  就是在全名、姓或名之后加上一个类似后缀的成分,如“张志强先生、李德云书记; 冯老、王处、杨子、张儿、刘某等。全名和姓加上后缀,用以表示年龄、关系、身份、特点等。名加上后缀往往有亲密色彩,若名字是双音节的,后边往往附加双音节词语指明身份;名字是单音节的,则附加单音节的词语表明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会经常见到姓名称谓语的另一种附加法,那就是在姓之前和之后都加上一个单音节或多音节成分,通常单音节成分在姓之前,双音节成分在姓之后。如:“老李同志、小王同学、小张阿姨”等等。

  姓名称谓语的重叠法就是将名字重叠。若名字是单音节的,则直接重叠;若名字是多音节的,则只重叠最后一个字。这样的称谓方式经常用于关系亲密的人之间或长辈称呼晚辈。

  是一种特殊的称谓形式,对称谓对象来说,这种称谓形式显得不够尊重或缺乏礼貌, 但是在朋友之间开玩笑的时候也具有特殊的效果。

  人们由于职业的原因所获得到称谓就是职业称谓,如“工人、商人、教师”等。由于社会行业的分化、新职业的产生,人们社会生活的丰富,一些新的职业称谓语也随之产生。职

  业称谓语是相当开放的称谓系统,发展和变化比较频繁。由于新的称谓在构词方式上与传统的称谓保持了一致,因而它们具有较强的认同性,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常见的职业称谓语有:

  这类称谓语较为常用,但为数不多,属于较稳定的职业称谓语。它们当中有的可以在前面加姓氏 如“王老师、李大夫” 等。此类称谓既可称呼熟悉的人又可称呼陌生人。

  这类类称谓语的特点是直接用人从事的活动作为称谓语,这种称谓方式一般表示的是职别称谓。这些称谓一般采用动词为中心的构词方式,这些动词都是这些职业所从事的具体活动。 如“编辑、翻译、裁判、侦探”是两个动词的并列结构;“导演、导游、司机”是动宾结构。

  这类称谓语的共同特点就是每组都有一个共同的语义成分,而且这些语义成分“人”有关。但是此类称谓语的构成不是随意的,它们受到这些语义成分本身意义的限制。如“师” 本义是“ 掌握专业学术或技艺的人、或者传授知识技术的人”;“员”指的是“工作或学习的人”;“家”指的是“掌握某种专业知识或具有某些专门特长的人;经营某种行业的人家或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因而由这些语义成分构成的称谓语必然和专门的职业有关。

  这类称谓语由动宾短语加“的”构成,动宾短语表明职业。这种称谓方式较随意,可以随表达需要随时创造出新的称谓来。但是此类称谓方式口吻较随便,显得对对方十分轻蔑, 在当今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已不多,但其标记性极强以致有时在社会交际中难以用其它称呼替代。如有些走街串巷的职业,如收购生活废品的人,居民一般都称其为“收废品的”,如果叫“同志” 或“师傅”都不具有如此明确的标记性。相似的还有“卖菜的” 、“磨刀的”、“洗油烟机的”等等。不过有些职业现在已经有了特定的称谓,就不再用这种“的”字短语了,如“售票员”不叫“卖票的”,“服务员”不叫“跑堂的”。

  在以上这些职业称谓语中,背称并不是都有其固定的、相应的面称 除了“ 教师—— “老师”、“ 医生—— “大夫” 等一些称谓以外,很多职业都没有固定的面称,如“工人、农民、作家编辑、演员、运动员、歌手、法人代表”等等。因而人们就会寻找一种较适合的称谓方式来当面称呼从事这些职业的人。

  职衔称谓是指按职称、官衔来称呼对方,其中职称指的是一些职业领域中的专业技术职称,如“讲师、教授”等;官衔指政府官员的职称名称,如“主任、局长、书记、处长”等。另外,在某些职业领域还有其他一些头衔,如“理事、秘书、总裁”等。职衔称谓总是体现对被称呼者的敬意, 虽然这种称呼形式本身并不是敬称。称谓形式的使用反映的不是人们对语言形式的态度,它反映的是人们对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等级观念的态度。

  不同的职业称谓也显示出不同的功能意义:在多行业混合的环境中,人们一般选择行业称谓来介绍自己和他人,以体现不同的职业背景。在同一行业中,人们会选择职别称谓进行介绍以示区别。在一些正式场合,为了突出某人的身份和地位,人们则会选择职衔称谓进行介绍。以某人的具体职业为例,某人的职业是大学历史系教授及系主任,因而我们可以分析其职务称谓为:职业称谓—— 教师;职衔称谓 职称—— 教授; 官衔—— 系主任。总之, 职务称谓所提供的信息有利于人们选择适当的言语或非言语的交际策略,也常常成为人们初次交谈的开端。

  通用称谓语指一般不严格区分被称呼者的年龄、职业、身份等,在社会上广泛使用的称谓语。这类称谓语数量不多,常见的主要有“先生、太太、小姐、同志、师傅、老师、老板、朋友”等,由于它们与社会的发展变化联系紧密,因而其语义特征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一是随着词义的进一步规范,成为规范词汇中一分子;二是随着时间的消解而被人遗忘。[2]其具体的语义特征表现为词义扩大,词义缩小,词义发生转移,感情色彩发生变化。

  “同志”“先生”“老师”。由于社会不断处于大变革的状态之中,一些词有不断增加新义的情况。即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指到泛指,符合语义发展的普遍规律。[3]“同志”之义由“朋友、志同道合的人”演变为“为共同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第一义项)”,使“同志”带上了政治色彩。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同志”就成为政党内部成员之间的称呼。中国内成员也互称“同志”,“同志”成为一种神圣的具有革命归宿感的称谓。《现代汉语词典》中“同志”的第二个义项是:“人们惯用的彼此之间的称呼”,如“老同志;女同志”等。相对于带有政治色彩的第一义项,第二义项是第一义项词义的扩大。解放后,因为“同志”强调人们所共同拥有的革命目标,同时增进了人们交往时的信任感,是人们交往时亲切友好关系的表述形式;而且,“同志”的使用范围很广,不分性别、职业,因此,“同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们称谓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通称。“文革”十年,“同志”的政治色彩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同志”是人民内部的一种称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划分敌我的功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外国人以及港、澳、台同胞来中国大陆观光、投资的越来越多。在彼此的交往中,两种文化发生了碰撞,“同志”开始出现负面影响。因为外商和港、澳、台同胞不一定有的信念,他们害怕太浓的政治气氛,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再者由于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不同,对“同志”的理解不同,以及赋予“同志”的含义也不同,如香港把同性恋者都叫“同志”,成了另类人的代名词。于是“同志”的称谓在社会上逐渐不吃香,久而久之,“同志”这个词好像突然消失了,只会偶尔出现在一些较为正式的会议中或某些特定机构中,如军队。

  “丈人”“童子”“少年”。如果演变后的词义所反映的现实现象的范围比原来的小,即原来的义位增加了限定性义素,这就是词义的缩小。语言发展到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词基本上都是增加或改变义位,而减少义位的情况则不是很明显,“丈人”由原来是年长人的通称到专指岳父;“婴儿、童子、少年”等指称年龄范围较广,到后来指称特定年龄阶段的人;等等,这些都是后来语言逐渐发展的结果。在现代找到合适的、典型的社会称谓词词义缩小的情况有点儿难,但我们并不排除其他种类的词无词义缩小的情况。

  “百姓”。词义的转移是指“一个义位某一限定义素保留,其他义素,特别是中心义素变化而引起的词义变化,这就使得这个义位由一个语义场转入了另一个语义场。”“百姓”这一称谓,在表示等级地位的社会称谓词中,其词义变化最大。在奴隶制社会,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故姓有别地位的作用,只有有姓的人才能担任官职,故春秋中期以前,“百姓”是奴隶主贵族的通称,多指百官。春秋中期以后,社会大变革,阶级分化急剧进行,姓不再作为地位身份的标志。从春秋中后期起,“百姓”开始转变为民众的意思,前面我们已经有所论述。

  “小姐”一词,出现于汉代以后。在宋代“小姐”是指宫婢、乐妓、娼女等社会地位卑微的女性。[4]到了元代开始作为官僚富家未嫁女的敬称。在以后及至五四时期,“小姐”一直被用作尊称,用来称年轻的女性,如“赵四小姐”。建国后,“小姐”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改革开放以后,“小姐”逐渐成了“三陪女”的代名词。建国后直到“文革”结束,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出于阶级感情或政治上的敏感性,人们忌讳使用“小姐”这一称呼语,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小姐”意味着“娇生惯养,好逸恶劳”,是“寄生虫”的代名词,成为包含贬义的称呼语,一提“小姐”便是“资产阶级的臭小姐”。最近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已把“小姐”一类词语原注前面“旧时”“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限定语删去,对使用范围,风格色彩作了新的诠释。于是“小姐”一词又重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并且在社会中广泛流传,成为对女性特有的泛尊称,甚至忽略其年龄、婚否等语素意义。[5]人们把职业女性称为“小姐”,文化界、服务业的女士也被称为“小姐”。但是,由于词语的联想意义(一种能够引起听者/读者联想的意义)逐渐使人联想起“娼妓”等含义。可见,“小姐”一词的词义褒贬共存。

  在实际交际中,由于交际对象、交际环境等的特殊性,人们常常一时找不到适当的社会称谓语,不知该怎么称呼交际对象。最简单、最得体的办法就是借用一个与交际对象情景、年龄等相适应的亲属称谓语来称呼对方,此时,亲属称谓语的词形、意义和使用对象均发生了变化,已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亲属称谓语,所以我们称其为拟亲属称谓语。[6]拟亲属称谓语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原因:“ 当‘同志’的革命色彩还很浓时,街坊邻居间不适用,而当它淡化了这种色彩之后,用起来又显得不亲切。”是邻里街坊间交往时就选择了这些类似于亲属称谓的词语来填补放弃使用“先生、太太、小姐”之后社会称谓上出现的空白。直到现在,这种拟亲属称谓语还在普遍使用。

  非亲属交际中虽然比较多地使用拟亲属称谓语,但交际双方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婚姻上的瓜葛,它只是表示一种“套近乎”的亲密,不能用于自我介绍和对别人的介绍。

  “大多数亲属称谓用于非亲属交际需要进行改造。改造,是许多亲属称谓进入非亲属交际的一个重要条件, 是区别亲属交际和非亲属交际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人称呼另一个人为“奶奶”,那么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知道他们之间是祖孙关系;但是如果一个人称呼另一个人为“老奶奶”或“刘奶奶”,很少有人会认为他们之间是祖孙关系,而只能理解为年少者对长者的尊重。这种把亲属称谓语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应遵循以下原则:

  汉语对成年男子称谓的加工改造,基本上都用“老~”或“大~” 来实现。用“老~”和“大~”作为前缀,即可用于对长辈称谓的改造,也可用于对同辈称谓的改造。作为前缀,“老~”和“大~”表示年龄和排行的意义已不明显,而仅仅表示尊敬。

  “大爷”、“大哥”、“大姐”这些拟亲属称谓语可能与亲属称谓在形式上一样,但是它们的结构和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类称谓有“小弟弟、小妹妹”。“小”作为前缀,表达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这种方式改造后的称谓,仅限于同辈人之间的称呼或长辈对晚辈的称呼。若用于晚辈对长辈的称呼,则含有不尊敬的意味。

  “李大伯、刘大妈、张大哥、赵大姐”。“姓氏亲属称谓语”主要用于长辈和同辈称谓的加工改造,“名字亲属称谓语”主要用于同辈称谓的加工改造,如“心平姐、志新哥、小玲妹妹”等。还有“姓名亲属称谓语”的形式,如“雷锋叔叔”。

  “老大爷、 老大妈、 老大哥、 老大姐”。这类称谓既可以用在长辈称谓中,也可以用在同辈称谓中,对听者主要表达了一种尊敬、亲切的感情色彩。

  “老张爷爷、小刘叔叔、小张妹妹”。这类称谓既可以用在长辈称谓中,也可以用在同辈称谓中,表达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色彩。

  某人儿子的名字是“王运强”,我们就可以称呼此人为“运强爸爸”,我们也可以称呼王运强的爷爷为“运强爷爷”。这就是从儿、从孙称谓。邻里街坊之间有时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去称呼对方,就会用听者的子女或孙子、孙女的名字加上适当的亲属称谓语来构成这样的称谓方式。

  用于非亲属交际的亲属称谓语,有一个特殊的词,那就是“叔叔”,它可以不经过加工改造就可以直接用于非亲属交际。如在街上遇到一个陌生的、较年长的男子,我们可以称其为“叔叔”,听者也能理解这种称呼只是一种套近乎的行为,而并不是真的存在这种亲属关系。

  在非亲属交际中,辈份是模糊的,人们甚至会故意颠倒辈份、长幼关系。如我们会经常把祖辈或曾祖辈的男性与父辈的年长男子统称为“老大爷”,有时还会对同一辈份的人使用属于两个辈份的称谓来称呼,如对两个年龄悬殊的弟兄,我们可能称其长者为“大伯”或“大叔”,而称其幼者为“大哥”。对年幼、低辈份人的称呼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一位老年男子把一位中年的女售货员称呼为“大姐”,而这种情况在亲属交际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由于亲属称谓语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因而由亲属称谓语构成的拟亲属称谓语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会受到方言的影响,南北方的差异较大。即使在同一地区,农村和城市也有一定的差异。一般来说,农村地区对拟亲属称谓语的使用较普遍,如在乡村向陌生人问路,通常用拟亲属称谓语称呼对方即使是城镇居民来到乡村也是如此。相反,在城镇向陌生人问路, 一般是用“同志、师傅、先生、小姐”等通用社会称谓语来称呼对方。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在言语交际中不使用称谓语实际上也是一种称谓方式,其交际功能不可忽视。一般来说,交际活动中零称谓语的使用有三种情况:

  (一)用“你好”、“请问……”等日常礼貌用语来代替称谓语,这样的称谓方式最常见,也是最有礼貌的听。话者会觉得很受尊重,交际活动也很容易顺利开展。

  (二)用“嗨”、“喂”等词来代替称谓语这样的称谓方式不太尊重对方,一般用于长辈对晚辈或同辈之间。但是若用在关系较好的朋友之间,会使对方觉得比较亲切和随便。

  (三)用肢体语言来代替称谓语关系很熟的朋友见面时会拍一下对方的肩膀,然后再展开话题。这样的肢体语言代替了称谓语,显得很随意。但是这样的称谓方式不能用于晚辈对长辈,会使长辈觉得很不受尊敬。

  社会称谓语作为现代汉语称谓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使用规律和发展轨迹, 是一个敏感、开放的语汇系统。通过对社会称谓语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它所反映的社会特征和时代特色,也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发展。因此,社会称谓语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用价值。

  [2] 尹富林.英汉称谓语的语用功能比较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姚亚平.现代汉语称谓系统变化的两大基本趋势[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4] 李树新.论汉语称谓的两大原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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