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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话语政治怎么样

归档日期:08-29       文本归类:语义场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19世纪以来围绕主权想象的跨文化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与很多近代史研究的著作不同,它的关注点放在了语言等表意符号上的政治碰撞——“跨语际”的主权想象和冲突上面。 该书所着重分析的几个符号事件,如衍指符号“夷/i/barbarian”的创造、《新约全书》的礼品敬献、国际公法的翻译,以及语法书籍的编写,都有力地说明了主权想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符号意义载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跨文化游移。2004年在英文世界出版时的书名是 The Clash of Empires,直译出来就是《帝国之间的碰撞》。 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被近代”的历史。1840年英国人用军舰和枪炮为我们近代史剪的彩,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种族记忆里。而此书进一步告诉我们,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的跨文化争斗,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语言符号的较量。 使用什么样的话语和如何翻译词语,往往成为意志较量的中心场所。从100多年前当事人嘴里飘出的话语,不仅与百年前的战火硝烟弥漫在一起,而且今天还萦绕在历史记忆和潜意识的角落。用刘禾自己的话说,“殖民主义时代的话语政治不单单是过去的风景,它至今还缠绕着帝国的无意识,阴魂不散。” 作者刘禾用了大量篇幅,挖掘分析了19世纪中英关于“夷”字的翻译冲突实例,从这部分论述里面很能体现她的思路。她注意到,英国 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清政府签署的《天津条约》第51款中写入了这样一条禁令:“嗣后各种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两个帝国之间签署的正式条约竟专门禁止一个汉字,说明此事对英国非同小可。英国人指责清政府在官方文书里把对外国人的称谓“夷”与英语里的“barbarian” (“野蛮人”)划上了等号。大英帝国惯于把其殖民地土著叫做“barbarian”,自然不能容忍在“夷”字里照出自己“barbarian”的肖像——这关系到英国“对于大清国和对于整个世界的统治关系”,即到底谁是“野蛮人”的问题。 刘禾注意到,这个“夷”=“barbarian”的符号关联本身是成问题的,因为这是英国人在中文的“夷”和英文的“barbarian”之间单方面强加的对应;而这个符号关联的“发明”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完成了。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胡夏米与传教士郭实腊乘阿美士德号沿中国海岸北行,侦查并搜集有关海防、港口的情报。6月20日在上海与苏松太道吴其泰发生争执。据郭实腊日记记载,胡夏米上书抗议吴其泰称其一行为“夷”。 吴争辩说这不过是一个泛指外国人的惯用词,并解释说连孟子都说舜是“东夷”文王是“西夷”,所以称“夷”绝无轻蔑之意。但英国人坚持不买帐,声称若不把“夷”字从官方文书里剔除出去,他们将滞留上海港。为打破僵局,吴做出了文字上的让步,在道光十二年六月初九签发的文件中,用“英国商人”的说法替代了“夷商”。 关于此事件,即使我们从英国方面来考虑也会觉得很突兀,因为英国人此时对“夷”字的翻译与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做法已大不相同。罗伯特61马礼逊在最早的一部《华英字典》(1815)中是把“夷人”翻译成“foreigner”(“外国人”)的,并与“远人”相提并论。自18世纪初以降,英国东印度公司雇用的所有翻译官,都在“夷”字翻译上与马礼逊一样。 刘禾还查阅文献指出,晚到1831年,东印度公司翻译5月22日颁布的道光皇帝圣谕时还将“夷商”继续译为“foreigner merchant”(“外国商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标准”英语理解中,“夷”字是一个情感中性词。 在阿美士德号完成这次海岸航行的两年之后(1834),英国首席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与两广总督卢坤发生了更严重的冲突,导致了真正的武力交恶,三艘英国军舰在虎门发动攻势,清军还以激烈的炮击,结果英方三人战死,五人轻伤;清军的不少炮台也中炮受损。这次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廷首次与英国发生的军事冲突,起因又与“夷”字有关。据记载,中国官方文件里对律劳卑的指称“夷目”(“外国首领”),被英国人译为了“野蛮人的眼睛”,难怪让律劳卑觉得自己和大英帝国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值得注意的是,在事关“夷”/“barbarian”的屡次争端中,英国人其实是透过英文的“barbarian”来判断“夷”的字义,而无意于调查中文典籍中“夷”字在历史中出现一词多义或模棱两可的情况。于是中英之间关于“夷”字的争论,表面上是关于中文用法问题,好像英文词“barbarian”根本不在场,但其实“barbarian”在里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是“夷”字贬义的主要参考依据。所以对英国人说,“夷”字只能是挑衅性的“barbarian”。 这便产生了一个刘禾所谓的衍指符号“夷/i/barbarian”。刘禾解释说衍指符号是“异质文化之间产生的意义链,它同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具体到“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简单地说就是“夷”字被英国人跨语际翻译时获得的一种表述方式,它被强迫植入了“barbarian”的含义。这个符号虽然游移在两种语言之间,但其正确意义必须屈从于英方。 《天津条约》法律禁令的符号学意义在于,它迫使汉字“夷”的所指只能局限在“barbarian”的字义上面,将“夷”永久地与“barbarian”等同起来。这个强制性符号关联揭示了在大英帝国和大清国的主权对峙里,英帝国赢得了实际的和话语符号的霸权。显然,假使事关“夷”字话语冲突不曾发生,英国人的行为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其眼里中国就是一个等待“文明”的英国来征服的“野蛮”国度。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与清政府官方对“番”字的被迫禁用相反,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将英国人叫做“番鬼”,因为英军的野蛮暴行让老百姓无法不怀疑英国人“到底是鬼还是人”。刘禾指出,在三元里发生的百姓反击英军烧杀劫掠事件之前,民间对英人其实并无此蔑称。 通过对“夷/i/barbarian”等跨文化衍指符号的细致分析,刘禾在此书里颠覆了跨文化符号交际的貌似等价性,把话语和话语体系所潜藏的权力因素揭示出来。此书还通过一章接一章的细部分析逐一告诉我们,其实现代符号学、国际法、语法学等都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话语资源。 此文发表于《看历史》(原《国家历史》)(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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